“我有一种道德感，不是因为我是一名作家，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”。美国著名摄影评论家桑塔格在《关于他人的痛苦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好的新闻，要关乎他人的痛苦，要与人为善。
在突发事件和灾难、死亡报道中，个别记者热衷于公布死者姓名、追踪生前故事，复旦投毒案宣判后媒体记者对准受害人家属狂拍的一幕让人心寒。所以好的新闻要关心他人的痛痒，要与人为善，要让同情冲淡那些所谓的新闻价值，因为泯灭人性的新闻毫无价值。
舆论监督应当与人为善
因为新闻工作者掌握着媒介权力，左右了社会舆论的形成，在进行报道时应该特别慎重，尤其是批评报道，必须是出于公心，以督促人端正思想、纠正言行、改进工作为目的，帮助问题向积极的方面转化，切忌利用舆论监督来制造矛盾、发泄私愤。可见，对“舆论监督应该与人为善”原则的正确理解是：这里的“善”指的是手段善。亦即是要以批评的方式教育人，以改正错误、解决问题、做好工作为目的批评报道，而不是去追求“内在善”。
一段时间，“老外撞东北大妈被讹”的新闻被传的沸沸扬扬，记者也是因为“抢新闻”，而偏听偏信，以不当地报道搅起了舆论的波澜。对这样的记者，不能一句道歉就了事的。这个成本太小了，不足以威慑他以后不犯同样的错误。媒体在报道不当的同时，伤害的不仅仅是当事人的利益，而也失掉了媒体的公信力。
不能有害于他人和社会
新闻传播活动是一项具有广泛社会性的行为，报道者在采写、编辑、刊播新闻的过程中，所体现出的道德意义是极为鲜明的。新闻传播行为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有利或有害于他人及社会的性质，能够对其进行道德善恶的评价，因此既是新闻工作行为——新闻传播行为，又是道德伦理行为。
2014年底，四川西充的一个小山村举世闻名了，因为艾滋病男童被200多村民驱逐，这件事情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并发出了呼吁。媒体对西充县艾滋病儿童坤坤用“策划联名信”的做法，制造新闻事实的方式帮助他获得关注，这则网络视频背后的纠结引发更多的讨论。有人坚持，报道者不能策划新闻，左右事实。但也有人认为，重要的是，此前普通的新闻报道没有为坤坤赢得太多关注，现在，有不少人知道并且愿意帮他了，但是这名儿童却因此成为“孤家寡人”，连乘公交车都被拒绝。这种以伤害孩子的方式去换取同情的代价太大了，这就是新闻伦理失范带来的严重后果。
坚持“知情同意”的原则
在灾难和死亡报道领域，“知情同意”是美国新闻界普遍采用的原则。这一概念源于医学领域。原指让患者理解医疗机构诊疗、护理的内容和程序，权衡利弊得失，对诊疗方案做出评价，根据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做出决定。在新闻报道中征求知情同意，指记者有责任向被采访者详细告知有关细节，包括表明自己的单位，告诉采访对象如果接受采访会有什么后果，有哪些益处，可能存在哪些风险，应该让同情冲淡那些所谓的新闻价值。
对逝者的关注往往是灾难报道中一种常见的新闻操作手法。然而，在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，关于媒体是否应该具名报道一位复旦学子的逝世，受到部分复旦学生的质疑和指责，由此引发的争论在不断持续。个人隐私、新闻价值、新闻伦理成为踩踏事件后社会的又一个关注点。
事件缘起《新京报》与《南方周末》2015年1月1日各自发表的一篇关于遇难者的人物报道。《新京报》以“复旦20岁‘才女’外滩踩踏事故中遇难”为标题，引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信息以及采访相关同学，对这位逝者的情况进行了报道，包括姓名、年龄、专业、生平喜好等，字里行间传递出一种惋惜之情。而《南方周末》则以“遇难者×××”为题，力图还原外滩踩踏事故发生的现场。此后一些网媒转载了《新京报》的报道，并配以遇难者的真实头像。
当晚，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及微信平台先后发文呼吁媒体尊重、保护这位逝者，不要再挖掘她的隐私，不要再刊登她的照片，让逝者安宁。2015年1月2日，一篇注明来源为“复旦易班”微信公共号的帖子《【呼吁】少点伤痛，多点尊重》引发关注，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大量转发。帖文认为：“在这一篇报道中，媒体大篇幅的引用了杜同学的私人资料：年龄、生源地、专业、生平喜好，甚至是生前的男友的话语，那么我想问一句，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要哀痛一个生命的逝去，还是仅仅为了博得关注度的手段？”
将危害降到最小化
有职业操守的记者把新闻来源、采访对象和同事都看作值得尊敬的人。 有道德的新闻工作者像对待任何值得尊敬的人那样对待消息来源、报道对象和同事。 新闻工作者应该对那些可能因报道而遭受不利影响的人表示同情，在面对儿童或没有经验的采访对象时要特别细心，面对那些遭受不幸或正在悲痛中的人，采访或拍照以及使用这些材料时要特别地细心，认识到收集及报道信息有可能产生伤害或不愉快，对新闻的追求不是自大的许可证，认识到在对自己信息的控制上，个人比任何寻求权力、影响或注意的人以及政府官员有更大的权利。只有超乎寻常的公众需求才能让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变得正当，显示出好的品味，不迎合对耸人听闻消息的好奇心。在指认未成年嫌疑人或性犯罪受害人时必须小心，在正式判决文件下达之前，指认犯罪嫌疑人必须小心，在犯罪嫌疑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和公众知情权之间寻求平衡。
2008年在汶川地震中，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幸存者。某电视台此时来到现场进行直播，有个救援人员档住了摄像机位，女主持人要求说:“你让让好不好，我们先拍。”救援人员说救人要紧，女主持坚持:“只要5分钟就好。”遇难者上方有一块板，随时有可能垮塌，救援人员说:“我们把这个搬开。”女主持说:“不用，就保持那样别动。”老人一直痛苦呻吟，大家劝老人不要发出声音，保留体力。女主持这样解说:“在我们的下方还掩埋着一位老大爷，一直发出呻吟，我们现在试试把话筒放下去看能不能听见老人的声音。”接着她把话筒伸了过去喊:“大爷，能听见吗?大爷?说说话。”最后，老大爷在救援人员快把他挖出来的时候永远闭上了双眼！
当然，与人为善如果在理解上产生偏差，就会出现怕得罪人、态度暧昧、文过饰非、推卸责任的现象，这样非但谈不上与人为善，简直就是帮人做恶，为虎作伥了。
所以，媒体人应当是社会良知的化身，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，是善良和美丽的化身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引领社会朝着正确、光明的方向前进。（作者系四川法制报社编委、南充记者站站长 牟廷河）
